商代青铜器的形制和纹样主要以中原系统为主，而在主流之外，则存在融合地方特色的多种形式和类别。这些形制和纹样的形成，与地理、宗教、风俗、材料等元素密切相关，具有深邃的文化价值。其中，“城洋青铜器群”这一概念最早由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提出，特指从陕西省南部的城固与洋县出土的青铜器。自20世纪50年代至2004年，两地19处发掘地共计出土青铜器33批、710件。

铭文与器形

1976年在城固苏村小冢出土的编号“1976CHBSXT：2”的方罍，耳下有“亚伐”的铭文。根据赵丛苍的研究，这对方罍与1976年殷墟妇好墓M856、M866方罍在纹饰结构上极为相似，可以界定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期。而“亚伐”铭文仅见于1978年河北灵寿西木佛村柳家坟出土的一件卣上，根据同出土的器物，可以界定不早于殷墟文化第三期晚段。在铅同位素方面的检测显示，属于“亚伐”族氏的苏村小冢方罍器主，可能在殷墟之外的地区有金属原料来源。这表明，“亚伐”族氏至少存在于殷墟第二、三期，器物的流传相当广泛。

1992年在城固博望乡陈邸村出土的编号“1992CHBWCT：1”的圆罍，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件圆罍耳下有“山、父己”三字铭文。“山”的族氏铭文器物一般都出土于陕西境内，应是周人或长期与周人共处的族氏所有。而博望乡陈邸村圆罍在形制和纹饰方面与1973年出土于岐山贺家村1号墓的圆罍基本相同，表明其有显著的先周特色，介于商晚期与周初。这与“亚伐”的情况相互矛盾，代表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

这种矛盾性不仅出现在铭文中，在器形方面也有体现。作为非中原系统的形制，城洋青铜器大致分为礼器和用器两类。其中，礼器的纹样和造型具有鲜明的中原系统特征。根据统计，在出土的礼器中，鼎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尊、罍、瓿，这可能反映了器物配合的关系。不仅如此，一些特殊器形如四足鬲，无论夸大器形敞口和中段外弧或是内收高圈足，都有鲜明的地域形制特点。弯形器和璋形器尤其富有地域特色。弯形器迄今为止尚未在其他地区发现，因“刃缘不利，銎孔浅而小”，很难作为兵器使用，可能更多用于仪仗或祭祀，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认为其“像乐舞时所执用的羽”。璋形器所用的材料不是玉而是铜，故被称为“铜牙璋”，其器形仿玉质同类器，功能也相同。1980年在城固龙头铜器点出土的编号“1980CHLTT：50”的弯形器，其弧出的一侧共有21枚锯齿状的短尺，特殊的背镰形式引发诸多猜想。同双罍铭文的矛盾性类似，这种特殊形制的形成不能简单归为“用器礼用”，还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理念。

形制与符号

在人类学理论中，人类对重大文明技艺的掌握，是在新石器时代牢固确立起来的，人们在生产交流中感知自然的“知识”并将其从语言层面扩充至“形态学”方面，这些自然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认知，而是被认知后才被认为有用。这样的认知类似于人们之所以认为某种食物能够治病，并不取决于该食物的科学功效，而在于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该食物与人的某个器官“相配”，这种认知理念在全世界的早期文明中都有体现。基于此，弯形器所呈现形制特点的关键在于其背后的观念。

陕南地区地处多种文化的交汇处，相近的商、三星堆、荆楚、先周、弓鱼等文化皆对其有影响，其背后观念也融合了多种形式，但在本质上，这些文明皆属于原始先民的巫文化崇拜的范畴。这种先民崇拜是以一种完全彻底、囊括一切的决定论为前提的，而当这种决定论指向一种科学现象时，在文化思想和仪式活动中则会具备严格性和精确性。这种特性的体现，在华夏文明中是以农业为基点的。

相对于准确的农业决定论真理，神话思想的“成分”似乎总是介于知觉对象与概念之间。虽然求助于概念就得要求思想能够把意图置于“括号”里，但在形象和概念之间存在一个联系项即记号。在一个完整的循环中，形象和概念分别起着能指和所指的作用，记号充当二者的中介。记号作为形象是以实体形式出现的，由于其具有的指示能力与概念相像，因此无论概念还是记号都不是只与本身有关，每一个都能用其他东西替换。这种特性在文化中的呈现，就是百花齐放的地域差异。在城洋青铜器群中，以铜取代玉为牙璋是一种记号替换，而相矛盾的双罍铭文与蜈蚣纹、人面纹用于兵器，则是一种概念替换。

概念可以无限替换，但记号是有限的，记号构建所需要的成分是被客观的自然秩序“预先限定的”，其收集的信息是某种事先传输来的信息。这一点在弯形器中体现得比较明显，无论该器形所指的概念是镰或是羽，记号的形式实体已经存在。对于神话思想来说，必须将它们全部构想出来，从而确定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工具性组合的结构与设计的结构之间的一种折中物，因此，这一设计从诞生起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最终目的有差距。

因农业产生的决定性真理所诞生的神秘传统贯穿了原始先民时期。城洋青铜器群作为重要的历史遗存不断证明这一观点，其器形和纹饰在符号学层面表明，在相对封闭的先民经验中，相互临近的文化不断将形象记号和概念进行融合和替换，建立起自身有结构的记号体系，其并不是直接借助其他文化的结构，而是结合自身预先限定的成分与周边文化的余存和碎屑来完成的。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本文系陕西理工大学校级一般研究项目“汉水流域民俗符号化艺术创作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LGSKXM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