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书法史，是一部传统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突围、调适与重构的历史。从碑帖之争到文字改革，从书写工具革新到审美范式转型，中国书法人在传统与现代张力中勠力探索，英才辈出。其中，陆维钊先生尤为卓荦，乃承古开新的一代书学巨擘。其学，蔚然深蓄百家精粹，文脉深湛，沾溉后人；其书，师古法得古韵而脱其樊篱，自出机杼，风骨独标。面对晚清碑学运动影响下的百年书法审美之变，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与理论思考，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人物。

 

陆维钊顺应了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碑帖融合趋势，早年以魏碑筑基，中年博采《石门铭》《天发神谶》等碑刻精髓，晚年更借《爨龙颜碑》笔法破解了碑帖对立的困局，将北碑的骨力与帖学的气韵熔铸一体。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创造了结合篆书圆转结构与隶书方折笔意而形成的“蜾扁体”。“蜾扁体”作为一种新书体，绝非形式的简单拼贴作态，而是基于对金石碑版与帖学墨迹的深度互鉴：一方面在笔势中融入行草书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墨色枯润变化增添文人意趣，创造性地转化了碑学运动遗产，为碑帖融合提供了新范式。

 

二十世纪以来的技术革新对书法的影响更为深远。硬笔书写取代毛笔，成为最常用的日常书写工具；打字机的引进、汉字输入法的普及，则几乎完全代替了书法的实用功能。白话文运动与几次汉字简化浪潮也在冲击着书法的根基，繁体字的形体美感、文言文的诗性表达逐渐淡化，书法的“文墨共生”传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这些现实情势，无不深刻影响了书法的发展路向乃至生存方式，要求书家必须做出应对。如于右任倡导标准草书，通过规范草书结构来平衡实用与审美的矛盾，便是一种尝试。然，随着书法实用功能的剥离，反而促使书法家重新思考书法的艺术本质。如沈尹默主张回归“二王”传统，强调笔法精研与格调提升，实质上就是通过强化书法艺术的自律性来应对时代剧变。而转向形式探索，以视觉元素重构语言，则自然而然成为书法开辟出表现维度的新途径。如林散之的墨法创新，引入水墨画的渗化技法，通过枯湿浓淡的墨色变化，赋予线条以空间层次与时间韵律。这种突破无疑拓展了传统书法的视觉经验畛域，大大增强其审美表现力，更暗合现代艺术对媒介特性的高度关注。

 

陆维钊的应对策略，同样体现了超越时代的洞察力。他将篆书“象形会意”的原始美感注入现代书写，在突显书法形式语言的同时，又有效规避了纯形式主义的空洞，既有“乱石铺街”的视觉张力，又维系着“纯乎学人手笔”的文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陆维钊于此以金石考据学养筑牢书法的文化根基，真正确保了承变兼备，让书法进行现代转型时不会沦为无源之水，从而更具艺术本体论意义。

 

应该承认，陆维钊的书法成为融文化厚度与形式张力于一体的典范，当拜其深厚而全面的学养积淀所赐。他曾说：“中国诗、书、画、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升华，所以学书画的人，一定要通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一点相当重要”。从此话中，不难感受到陆维钊因深谙中华民族文化而洋溢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也由是，他才能使书法艺术超越技法展示，在点画间闪耀诗性意味，墨韵中流转经史气息，成为“通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动注脚。

 

而我们以“万山青拥”这个在陆维钊青年与暮年诗词中两度出现的句子来命名展览，亦恰恰因为它是书画与诗境词意互通的佐证。陆维钊年轻时，意气激荡胸臆，遂吟出“曾记狂吟登绝顶，万山青拥一诗人”之句。此际，群山如黛，如奔腾之翠涛；诗人独立峰巅，俨然与天地同呼吸之赤子。及至晚年，他作《减字木兰花·示秋农》，其中虽然又有“万山青拥”之语，但意境已迥然。时空叠映间，青山依旧，而昔日翠涛化为沉碧，环抱之姿转为守护之态，惟“依旧诗人”四字风骨峥嵘，一以贯之。读罢诗词，再对比蜾扁大书，但见字势横向舒展，恰似群山绵延；纵向紧缩，又如抱元守一，与青山既为待攀之群嶂又是相知之故友，恰成诗书意象互文。观陆维钊画境，亦见诗胆——山势如龙蛇竞走，层层积染，“万山青拥”跃然目前。此诗、书、画之浑融境界，不就是"通中华民族文化"理念的外化吗？

 

“通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和必要，让陆维钊矢志成为“通人”，进而对书法史的贡献也不再囿限于个人的艺术成就。

 

1950年代，以郭沫若、高二适学术争鸣而展开的兰亭论辩，对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产生了超越考辨的历史意义。围绕《兰亭序》真伪的争论，实质上是新历史时期文艺政策与传统艺术价值的碰撞。陆维钊虽未直接参与论战，但其“先求与古人合，再求与古人离”的艺术主张，某种意义上为这场争鸣提供了第三条路径：在考古实证与文脉传承之间寻找动态的平衡。而这场讨论，也催生了“新帖学”的兴起，包括陆维钊在内的诸多书家纷纷尝试将古典笔法与时代精神结合，写新诗、新赋、新文，于传统形式中注入政治内涵。经此改造，书法延续了人文传统，并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正是在此历史阶段，陆维钊应邀在浙江美术学院主持创建首个书法篆刻专业，成为新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奠基者。他将传统书法的师徒授受模式转化为现代学科体系，回应了“兰亭论辩”后书法艺术存续的焦虑，并通过课程设置“诗书画印”一体化教学而维护传统文化的有机性。在简化字推广与白话文普及的背景下，陆维钊始终坚持繁体字创作与文言题跋，但其教学体系并未排斥时代需求，而是强调书法形式语言的独立性，以此调和文字、文学以及语言的变革对艺术本体带来的冲击。1979年，陆维钊又开硕士书学之端绪，重临摹以得古法，精鉴赏以养眼力，通文史以蓄文心，修品德以正书格，处处体现书学即人学，人学即心学。多年的教学生涯，陆维钊门下桃李成蹊，砥柱艺林。至今，浙派书风犹存其骨鲠。而他“守正出新”的教育思想，既昭示了传统并非桎梏而是沃壤，更为书法现代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的源源不断动力。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当代艺术观念的涌入，“现代书法”实验浪潮顿起。行为书法、装置书法，或将汉字解构为观念符号，不断挑战着传统书法的笔墨边界。流行书风通过夸张变形与形式构成，试图在视觉冲击力中为传统寻找当代出口，虽拓展了书法的视觉经验疆域，但也引发了“失根”的批评。新世纪以来，书法界再次出现明显的回归传统趋势。这一趋势既是对过度西化倾向的反拨，也包含着对文化主体性的重新确认。书法教育体系中“临古—创新”模式的复兴，展览机制中“国展体”与民间书风的博弈，折射出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缠。在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书写生态的今天，书法的文化象征意义反而愈发凸显，被广泛视为连接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文化基因。

 

陆维钊先生以毕生实践，证明书法作成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展现了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迸发出的活力潜能。从碑帖融合的形式创新到书法教育的体系建构，从笔墨语言的拓展到文化精神的坚守，他的探索始终立足于中国艺术的内在逻辑。在传统文化复兴与全球文明对话的今天，“万山青拥”展览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陆维钊先生的艺术遗产。这份遗产，不仅关乎书法本体的发展，更关乎如何以中国智慧回应现代性命题——面对数字技术对书写生态的重塑，其“艺文兼修”的理念提示着人文修养的不可替代性；面对流行书风过度形式化的反思，其“以学养书”的实践为传统再生提供了方法论参照。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当代语境中，他的创作轨迹揭示了中国书法现代转型的关键，即在传统资源的深度开掘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而这，也正是“万山青拥”展览超越艺术史叙事的深层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