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规模宏大的碑石典藏集群，西安碑林汇聚汉唐以降的经典碑版，是古代官方典章、经学文本与书迹遗存的汇集之地。西安碑林所藏的碑刻不仅具有书法与文物的独特价值，其文字当初被刻制、被安置、被观看的方式，也承载着一套系统性的治理逻辑。这套治理逻辑包含两条路径：“文治”与“物化”。“文治”确立书写秩序，“物化”生产空间秩序，二者共同塑造了文字所承载的秩序与信仰。

 

石经与“文治”：书写秩序的确立

“文治”理想欲从观念转化为现实，必须依托一套可精确复制的符号系统。

自汉末至清中叶，中国共有七个朝代刊刻儒家石经，比如东汉的《熹平石经》用隶书，曹魏的《正始石经》古文、篆文、隶书三体并列，唐代的《开成石经》用楷书。虽字体不同，用意却一致：都是国家通过刊刻石经确立经典书写的统一标准。

 

《开成石经》是唐代正字运动的集大成之作。《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著作附刻于石经之后，系统总结正字标准与用字规律。吴丽君在考察《开成石经》刊刻的社会背景时指出，其刊刻完成“使经籍用字混乱状况得到了控制”。这就揭示了一个今天需要重新被审视的事实：汉字的整合功能，首先通过“规范”而非“审美”实现。石经立于国子监，首要功能是供人核对。读书人写字拿不准时，以石经为准。这种“标准答案”式的功能，使石经成为刻在石头上的书写法规。

 

石经并非孤立存在。国子监在刊刻石经的同时，也通过官学教育和经籍传抄，将统一的书写规范推向全国各地。各级官吏在公文往来中遵循这一规范，久而久之，一种共同的文字秩序便得以形成。“文治”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落实为日常行政中的书写实践。

 

碑刻与“物化”：空间秩序的生产

碑林中的汉字并非全部服务于“规范”。唐代的纪功碑、景教碑、墓志铭，功能迥异：墓志埋入地下，纪功碑立于特定空间节点，景教碑安置于寺院之中。这些文字不是为了让人“照着写”，而是为了让人“看见”。

 

“物化”指的是将文字所负载的观念与叙事，通过铭刻工艺嵌入特定物质载体与空间位置，使文字获得超越文本本身的力量。一块立在陵墓前的碑，它标记空间，宣告存在，塑造了一种由文字定义的视觉秩序。碑林通过石刻分类实现知识的组织与传播，其空间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生产，将抽象的皇权与天命观转化为可感知的物质景观。

 

“文治”与“物化”这两条路径，根植于汉字兼具强表意性与高可塑性的结构特性，使其能同时胜任两项任务：文书行政要求逻辑承载力与书写流变性，空间象征要求视觉表现力与形式规范性。由此可见，早期的文明建构，不仅依靠思想教化与法律条文，同样依赖将核心价值观可视化、物质化于日常空间。汉字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通用技术媒介的角色。

 

从“被观看”到“被使用”：碑林文字生命力的当代承续

碑林文字之所以能在古代中国发挥作用，根本前提在于它们始终处于某种“使用关系”之中：石经供读书人核对，纪功碑供行人辨认空间秩序，墓志供后代确认身份谱系。每一类碑刻都嵌入特定的社会环节，承担不可替代的功能。文字不是被“观看”的，而是被“使用”的。“文治”与“物化”的效力，正来自这种使用关系所提供的制度约束力与空间在场感，使得附着于金石的文字秩序持续向社会生活渗透。

 

自碑林成为博物馆对外开放之后，其身份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从“可使用的文字”变为“被观看的文物”。这一转换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其代价也是真实的。当碑刻只剩下“被观看”的功能，它就不再是“文治”的载体或“物化”的标识，而只是一件静态的书法作品。为了突破这一困境，西安碑林博物馆近年来推进数字化与公众教育活动，重建文字的可检索性与可参与性。目前，该馆已完成633件一、二级文物的三维数字化扫描，并正在推进碑林字库建设，计划收录约85万字。其推出的刻碑互动体验，模拟的不是“观看碑刻”的过程，而是“生产碑刻”的过程。参与者进入的是一个文字被使用的场景，而非仅仅面对一件被观看的展品。

 

这一实践的启示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它指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数字时代的“文字使用者”正在从“书写者”变为“调用者”与“再生产者”。传统社会中，人们与碑林文字的关系是“照着写”；在数字环境下，这种关系变为“检索它”“调用它”“用它生成新的内容”。参与这一进程的主体，也扩展至学者、博物馆工作者、数字游民乃至每一位普通民众。他们在使用碑林文字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碑林文字由此从“被观看”重新回到“被使用”，其塑造秩序与信仰的功能，也就在新的使用关系中获得了承续。

 

结语

碑林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携带着双重信息：它刻着什么字，以及它为什么被刻在那里。前者是“文治”的遗产，后者是“物化”的遗产。而这两条路径的共同前提，是汉字始终处于“被使用”的状态。当碑刻从原境移入展厅，从“使用”变为“观看”，它所承载的治理逻辑也随之隐匿。当代数字化实践的意义，不在于让碑刻“更好看”，而在于让碑林文字重新“可用”。当国家、学者与公众共同参与到碑林文字的承续之中时，文字所承载的秩序与信仰便不再只是历史的遗存，而至今仍在塑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份源自汉唐的治理智慧，对于理解当代文化遗产“活化”的深层逻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作者系西安翻译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