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窑白釉褐彩轿    定州博物馆供图

1969年的一天，考古工作者正在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中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文物。当尘土被层层拂去，一件造型独特的瓷器逐渐显露真容。这是一顶微缩的瓷轿，整体呈四方形，底座边长10厘米，通高15.8厘米。轿顶下，四名轿夫肩扛轿杆，透过半悬的门帘，隐约可见轿内跪坐一女子。文物专家很快确认，这件器物为北宋时期定窑的产物。

这件定窑白釉褐彩轿，出土时保存相对完好，仅个别轿夫身体部位略有残缺。轿顶部分采用六角攒尖式设计，顶尖塑一宝珠，弧形轿檐向上翘起，六个坡面各饰一朵宝相花。轿身部分，四名轿夫立于方形平托之上，其中三名轿夫头戴方巾，另一名则头饰花冠，四人皆着短衣长裤，腰扎汗巾，一手把握轿杠，另一手叉于腰侧，姿态生动。值得注意的是，那位头饰与众不同的轿夫，服装色彩也明显有别于其他三位，整身为黄褐色。这种差异应是工匠有意为之，用以表现轿夫的不同身份或等级。

轿子与轿夫形象的精心塑造，体现了定窑工匠高超的技艺和对细节的孜孜以求。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以生产精细白瓷闻名于世。在宋代定窑以单色釉为主的背景下，工匠为了突出花轿的主题，特意将轿顶施以褐色釉，与轿身的白釉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此外，工匠综合运用捏塑、堆贴、镂空、模印、压花、刻花以及点彩等多种技法，将土与火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定窑白釉褐彩轿作为一件微缩模型，为研究宋代交通工具和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中国历史上，轿子的前身为肩舆或步辇。直到宋代把肩舆和步辇的乘椅、躺椅改制成厢式，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轿子。到北宋中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街巷格局的变化，轿子因其灵活性和舒适性，逐渐成为城市中一种重要的代步工具。据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街头轿子往来频繁，有专门的“轿行”提供租赁服务。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亦可见汴京街头使用轿子的生动画面。

轿子的使用范围和形制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出行风尚。按抬轿人数，宋代轿子可分为二人抬、四人抬和八人抬不等，抬轿人数往往与乘坐者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四人轿在宋代属于中等规格，一般为官员或富商使用，普通百姓多使用二人抬的小轿。《清明上河图》中，画卷中段的闹市区内，有一顶两人抬小轿穿行于人群之中，轿子形制简洁，可能就像当今的出租车一样，供市民租赁代步之用；临近拱桥最高处，则出现了一顶华丽的四人抬官轿，并有仆从前后跟随，轿子经过时，人群自动退后避让，可见对其十分敬畏。此外，宋代轿子的材质与装饰也是社会等级和主人身份的反映。现实中的轿子多用木材制作，外覆绸缎、毛毡等材料，装饰的华丽程度因主人身份而异。

据《宋史》记载，京师官员乘轿之制，始自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为“大雨雪，连十余日不止，平地八尺余。冰滑，人马不能行，诏百官乘轿入朝”。但这仅为权宜之计，并非定制，只是因气候变化暂时准予官员乘轿。《宋史》与南宋李焘编写的《续资治通长编》都曾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宰相王旦得疾久不愈，皇上命其乘坐肩舆入禁中，还让他的儿子搀扶着上殿面君。可见，在北宋初期，乘轿是一种政治礼遇，是年老或有病的重臣奉旨入殿议事时享受的优待。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中载：“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子’。”对于蔡京来说，出入坐轿是一种常态，是官势权力的象征，而且轿子还堂而皇之地冠以“太师”之名，足见其位极人臣的威严、宠幸与奢华。

不过，有浓厚民本思想的宋代士大夫，常常因不喜“以人代畜”而拒绝乘轿。北宋神宗年间，重臣王安石退休后在南京钟山筑了个“半山园”居住，出入一不坐马车，二不坐轿子，“惟乘驴”。他认为马车是官员的公务用车，解除公职后就不能使用了，由此表明彻底脱离政界、归隐林泉的态度。看王安石年事渐高，亲朋好友纷纷劝他，不坐马车也可以乘轿，王安石正色说道：“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和王安石一样，当时很多士大夫也持这种观点。比如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就“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历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的程颐，也是“自少时未尝乘轿”。有一次，他与两位官员游蜀道，山路崎岖难行，作陪的官员提出要坐轿子，程颐坚决反对：“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事实上，“以人代畜”的说法早在唐代就已出现。武则天追求奢华生活，想要以人力抬辇。监察御史王求礼上书反对，称“自轩辕以来，服牛乘马。今辇以人负，则人代畜”。

及至南宋时期，朱熹对比宋初与当朝乘轿风气时曾感慨：“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乘轿，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可见彼时官员乘轿活动已有扩大之势。据研究，宋代的乘轿情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初期到北宋中期为第一阶段。乘轿的方式主要是特赐乘轿，乘轿人员限于部分皇室成员和一些年老有疾的高级官员，对于民间乘轿活动有一定惩罚举措。朝廷规定，严禁非品官及富商、演艺人等乘坐，不许他们“与尊者同荣”“与贵者并丽”。徽宗时又进一步明确：“非品官不得乘暖轿。”所谓“暖轿”，指有轿顶轿厢，四面有遮蔽，可避风雨、寒气的轿子。反之，就是没有轿厢轿顶，裸坐于板凳上，四面受风的“凉轿”，类似于至今仍然可见的“滑竿”。第二阶段是北宋中后期至北宋末年，当时社会生活逐渐奢侈化，与宋初倡导的节俭之风渐行渐远，禁轿政策出现松动，乘轿出行成为官民皆可的日常之举——正如《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那样。南宋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延续了北宋中后期的乘轿风气，官员乘轿活动逐渐制度化，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特赐乘轿方式。

从定州静志寺地宫走出的宋代瓷轿，如同一枚时间胶囊，封存着北宋汴京街巷的喧嚣——轿夫肩头的颤动、轿帘后女子的呼吸、轿顶宝相花上流动的天光，将一脉俗世红尘、千年礼仪制度，都拓印在那不朽的瓷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