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汉）。李邕官至北海太守，故时人多称其为“李北海”。李邕是盛唐时期一位影响较大的才子，然而仕途坎坷，最终被人陷害而卒，年七十余。李邕以善文而闻名于当时，独步有唐四十年。《旧唐书》云：“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各地数量众多的碑颂是传播李邕文名及书名的最佳方式。当然，当时李邕的文名要远远大于其书名。如在《新唐书》与《旧唐书》中，就未见记载李邕善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请善文者撰文再转而请善书者书丹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唐人在请李邕撰文的同时又请他书丹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他书法的认同。唐人对于李邕书法成就的零星评论散见于唐人诗文之中，杜甫赞其“碑版照四裔”，李阳冰称其为“书中仙手”。唐以后，世人对李邕书法的关注越来越多了。

　　李邕书法笔力沉雄，势方韵圆，属王字一派。其结体则得力于《集王圣教序》，并在《集王圣教序》的特点上加入了开张的体势，使字形更加陡峭。他将章程书与行狎书有效地融合，其书宏阔丰茂，拓展了行书入碑的道路，为后来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自宋代开始，人们对李邕书法的评价越来越高。《宣和书谱》中称李邕书法“骨力洞达，爽爽如有神力”，此语很形象地描述了李邕书法中的雄强之气。

　　苏轼同样对李邕有着较高的评价，他在《东坡题跋》中说：“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谓似徐书者，非也。”苏轼对欧阳叔弼评其书似李北海的观点十分认同，而对似徐浩则不苟同。苏轼是北宋书坛领袖人物。通过苏轼，李氏书风在北宋得到了大力推广。

　　到了元、明两代，由于赵孟頫与董其昌的影响，人们对于李邕书法的关注品评愈来愈多。元代《衍极并注》中称：“初，行草之书自魏晋以来，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故钟繇正书谓之铭石，虞、褚诸公，守而勿失。至邕始变右军行法，劲拙起伏，自矜其能，铭石悉以行狎书之，而后世多效尤矣。”此论断一出，更加明确了李邕在行书入碑上作出的贡献。李邕将行狎书与铭石书有效结合，不仅使碑版行书劲拙起伏，且带有铭石书特有的庄重。

　　明代，李邕的影响愈加深远。其中，董其昌的推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万历三十一年，董其昌收集晋唐宋元名人法帖，辑为《戏鸿堂帖》，模勒上石，嵌于“香光室 ”，其中收录李邕《缙云三帖》。在题跋中，董其昌明确提出了“右军如龙，北海如象 ”的观点：“黄长睿评张从申书出于北海，赵子固又以北海学子敬，病在欹侧，若张从申，即无此矣。然从申书，实似北海之法华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穷，故当胜云。余尝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必有肯予言者。”

　　是年董其昌四十九岁。他创造性地将李邕与王羲之并列，至此李邕的书史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论述中提到，宋人黄长睿评唐人张从申书出李邕，宋人赵孟坚认为李邕书出于王献之，其书病在欹侧。董其昌认为，张从申书法与李邕的《法华寺碑》相类，而比较之下李邕则“出奇不穷”，更加具备变化，所以“故当胜云”。

　　《戏鸿堂帖》刻成之后，时人争相求此帖，帖中内容由此得到了很大的传播，“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这一观点在明代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在《戏鸿堂帖》刻成十八年后，安世凤所著的《墨林快事》详细论述了李邕的几个碑帖：“在《法华寺碑》的论述中，‘北海如象’观点始见于明人著录。董太史云：‘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观于此尤信。”此时，董其昌“北海如象”的观点广泛传播并为一部分人所认同，其中不乏董其昌的追随者，但不可否认的是李邕的书法地位自此有了极大的转变，“北海如象”论逐渐深入人心。

　　董其昌对李邕的认识有着自己的独特观点，如他曾反驳米芾对李邕的评价：“昔人评北海为书中仙手。至宋时，米元章微有议论，姜尧章、赵子固亦踵之。惟赵子昂以为宗极，盖子云《太玄》必俟后世子云如此。”米芾的“微有议论”是其在《海岳名言》中提到的“李邕脱子敬体，总乏纤浓”，此语明显带有批评态度。董其昌认为赵孟頫认识到了李邕的高妙，而在同时代人中并未找到知己，所以要留待后人。显然董其昌认可赵孟頫对李邕的评价，认为自己同赵孟頫一样发现了李邕的高妙。

　　据董其昌自述，他学书之始便开始了对李邕的学习。其《杂书册》的落款写道：“学李北海书五十五年矣，初时专习，颇为近之。”此跋语为董其昌七十二岁所作，其自述学习李邕已五十五年，据此能够推算其初学李邕应当是在十七岁，这一时期也正是其学书之始。董其昌用了“颇为近之”这样的描述，一方面说明对于自己对李邕的临习，是有相当自信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董其昌对李邕的学习，也是从“像”开始的。之后，董其昌又提到：“近复忘其旧学，然时一拟书，亦不落吴兴后也。”

　　董其昌对李邕的学习贯穿了他的一生，从学书之始的“近之”到人到中年“北海如象”的评价，再到晚年对李邕书法的临仿。董其昌一生对李邕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这种持续性的学习使董其昌在学书的各个阶段都对李邕书法有着新的体悟和感受。

　　董其昌对李邕的许多碑帖进行混合临仿是其重要的学书手段。如在临习李邕《娑罗树碑》时，他就参以《大照禅师碑》的雄强笔意。在临摹《娑罗树碑》后，董其昌写道：“碑帖余见数本，皆不全，不可读。最后得此帖，文义了然，以《大照禅师碑》笔意参合临之。”“参合临之”既是董其昌学习李邕的重要方法，也证明其对李邕几个不同风格的碑本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熟练的掌握，唯有如此，方能将其中经典之处加以熟练运用，这也体现了董其昌不与人同的学习方式。

　　综上所述，李邕对董其昌的影响显而易见。当然，董其昌的取法也不只李邕一家，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对先贤的广收博取之上。董其昌广泛搜集先贤书迹，在此过程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艺术审美，更使他得以对历代书家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是董其昌能形成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的原因。纵观古代书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有其独立成熟的系统性的书学史观作支撑。如何在独立的书学史观基础上，既从书法经典中汲取养分，又从中找到更多的探索的可能性，是我们在书法学习中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杭州国画院驻院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