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张浚书法考略
【摘 要】张浚作为南宋主战派领袖,其书法长期被政治名声所掩,学界较少专门探讨。本文以其存世的墨迹《谈笑措置帖》《远辱手翰帖》《彬父帖》与碑刻《连州燕喜亭题名》《过严子陵钓台诗碑》为研究对象,梳理其书风从“学苏(苏轼)”“取颜(颜真卿)”到“效黄(黄庭坚)”的三阶段演变轨迹。张浚书法的取法转向并非纯粹的审美选择,而与其蜀士身份、南宋“以人论书”思潮、高宗朝的书风导向等政治、地域与时代因素存在复杂关联。其书法虽未臻于北宋诸大家之境,但“平正中见刚直”的风格特质使其成为南宋政坛文人书法中,人品与笔墨气韵相互印证的研究个案。
【关键词】张浚;南宋书法;以人论书;风格流变
张浚遗存有诸多信笺、手札,既是研究其生平的重要材料,也直观展现出其书法艺术风貌。结合创作时间与风格特征,我们可将其传世作品分为墨迹手札与碑刻作品两大类,划分出早、中、晚三个风格演变阶段,根据时代语境,探究其风貌成因。
张浚传世书迹与风格演变
创作于绍兴三年初夏的《谈笑措置帖》是张浚致岳飞的手札,意在嘉奖岳飞平定内乱的功绩,以此壮大主战势力、坚定抗金立场。此帖为张浚早年所作,风格笔法颇具东坡遗意,用笔劲健沉稳,结体宽博质朴,字势则更为平正,在章法上也更加拘谨,没有较大的聚散开合。此时他笔下的苏轼书风稍显生涩稚嫩。《远辱手翰帖》《彬父帖》均属张浚晚年墨迹。据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考证,《远辱手翰帖》写于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而张浚同年八月便病逝于余干,此帖实为其暮年绝笔。《远辱手翰帖》相较张浚早期的《谈笑措置帖》,在章法上更显活泼生动。
相较于传世手札墨迹,张浚留存碑刻多为楷、行二体,集中展现其中晚年书风的两次重要转变。张浚居连州的时间是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由于其力主抗金,得罪了秦桧和高宗,被贬至此地,留下了一方游览题名的摩崖石刻——《连州燕喜亭题名》。张浚以楷书书写,似颜真卿《大唐中兴颂》风格,气势雄浑开阔。摩崖部分虽经历风化,字迹斑驳,却仍可大致窥其风貌。
行书《过严子陵钓台诗碑》,创作于张浚受命主持北伐的次年五月。此碑现存于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上游七里泷峡谷严子陵钓台景区,张浚撰写的严子陵钓台诗,表现了他力主抗金、反对议和、矢志不渝的决心。诗为七绝二首,此碑正文大字行书似黄庭坚风格,颇有奇宕舒展之意,中宫收紧呈放射之状,线条锋利爽劲,具有动感和气势,充满抖擞之气。其风格气势与内容交相呼应,形成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感染力。该碑于碑尾加刻淳熙元年(1174年)八月十一日汪应辰小楷题跋二行,文字称颂张浚高尚品德,感慨他即使在辞官归隐后,仍然无法放下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
张浚书风演进的时代语境与其取法渊源探析
张浚书风之所以于不同时期呈现出“学苏”“取颜”“效黄”的阶段性差异,其背后存在多重时代因素的交互作用,并非单纯的审美选择。
南宋初年苏学之盛,构成了张浚早年取法东坡的首要外部条件。建炎以来,朝廷推重苏氏文章,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苏文为科举进身之阶,身为蜀人的张浚浸染其间。其早年书法受苏轼影响,或亦带有某种顺势而为的色彩。然而,仅以地域与科举两重因素解释张浚“学苏”的动因,未免过于简化。张浚生于蜀而长于蜀,其学术渊源亦与眉山苏氏存在师承上的关联,其学术取径与书法取法之间,或存在某种内在一致性。苏轼作为北宋“尚意”书风的核心人物,其行书以欹侧跌宕、意态丰盈著称。而张浚《谈笑措置帖》却在继承苏体骨架的同时,收敛了苏字的欹侧之势,整体趋于平正。这种“取貌而遗神”的现象,或非张浚个人能力所限,而是与南宋初期书坛的整体转向密切相关。北宋“尚意”书风发展到南宋,已出现“无法”与“任性”的流弊,士大夫普遍开始对“尚意”加以修正与规训,张浚早年学苏而趋于平正,或正是这一宏观语境在个体作品中的自然流露。
张浚中年于连州所作的楷书取法颜真卿,或需置于南宋“以人论书”思潮的深化过程中加以理解。北宋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论颜真卿书法,称其“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已开以人品论书品之先声。入南宋后,面对半壁江山沦陷的现实,士人对颜真卿忠烈人格的尊崇愈加强烈,其人品与书品合一的典范地位由此确立。张浚作为主战派领袖,一生以抗金报国为志,屡遭贬斥而不改其节,其取法颜真卿,或兼有艺术取径与人格认同两重动因。
至于张浚晚年行书效法黄庭坚,笔者认为亦有多重因素。杨万里谓:“我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高宗早年对黄庭坚书法的偏好及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客观上使黄体书法在南宋初年获得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张浚作为朝中重臣,其晚年《过严子陵钓台诗碑》通篇拟黄庭坚大字行书笔意,恐不能完全排除对时风的顺应。然若将此碑仅视作迎合帝好之作,则未免失之肤浅。张浚作为南宋时人,早中期书风已或多或少体现苏黄笔意,黄庭坚大字行书“长枪大戟、中宫收紧、四面放射”,线条锋利舒展,自带刚劲抖擞的气势,恰好匹配张浚诗中不屈的主战风骨。宽博开张的大字刻于碑石,更能放大诗文慷慨沉郁的情绪,实现笔墨与文辞气韵相统一。
结语
张浚的书风变化并非线性推进,三阶段划分仅为认知框架,实则苏、颜、黄的影响在各个时段交织共存,形成复杂底色。其取法转向背后交织着地域、政治与道德评价等多重因素。张浚因毕生致力抗金,书法未臻极致,然人格气象灌注笔墨,自有刚正不屈之力,故虽非南宋一流,仍不可忽视于书史。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