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册》 局部（楷书） 1797年 刘墉

刘墉（1719—1804年，又作1720—1805年）以独具一格的笔墨风貌稳居清中期书坛核心地位。《三传册》为水墨纸本，每页尺寸22×24厘米，计12开，书于嘉庆丁巳年（1797年），是其年近八旬的晚年力作，节录《汉书》中《西域传》《货殖传》《游侠传》三文，故名《三传册》。

刘墉书法初习董其昌、赵孟頫，后上溯钟繇、二王，取法颜真卿、苏轼，摒弃时人纤弱浮华的流俗书风，开创外丰内劲、拙中藏秀的自家面目。凡论刘墉书法，多以“浑穆简静，自在满足”评价，即不求姿态张扬，专求气韵内敛，以浓墨重笔、宽博结体构建出温润敦厚的艺术格调。其晚年之作更是褪尽刻意雕琢之迹，无一丝矜才使气之态，《三传册》正可照见其暮年风神。

《三传册》具有刘墉标志性的笔墨特征。用墨沉厚，墨色饱满莹润，浓处不滞、无枯燥轻浮之笔。刘墉善用浓墨，区别于王文治淡墨飘逸之风，辅以墨气营造雄浑肃穆的格调，书写史传宏文，似乎更能表达出庄重的理法气质。册中字体以楷书为主，偶见参以行、草，颇增活泼趣味。用笔规整而不僵硬，含蓄内敛，愈见晚年笔法之凝练。横画平正略带俯仰姿态，竖画敦厚中正，撇捺舒展而不张扬，转折处多近圆转，而泯灭方折，消解了唐楷的棱角凌厉，增添温润之气。起笔或露或藏，皆能态度蕴藉，粗细变化明显，却自然天成，貌似丰腴绵软，实则筋骨内含，绵里藏劲，纯然“貌丰骨劲，味厚深藏”。

就结体布白而言，《三传册》同样显示出刘墉晚年书法的高深造诣。结字多取扁方之势，字的中心下沉，宽博端庄。中宫松弛外放，笔画之间疏密匀停，不事欹侧险绝，饶有平整安稳的态势。虽造型宽硕，但由于内部笔画呼应穿插，架构稳固内敛，毫无臃肿涣散之弊，而能寓灵动于端庄之中。相较于精巧秀雅者，刘墉此册更显朴拙大气。

章法上，全册计十二开，字字独立又行气贯通，行列整饬有序，字距行距疏密适中，通篇布局平和匀整。首尾气韵如一，既保持楷书的规整肃穆，又兼具行书的流动美感。章法不激不厉、雍容典雅，如同君子立身，沉稳有度、天然豁达，展现出刘墉书法“静中寓动、整而不板”的又一特点。刘墉在册中自题：“张长史《郎官石记序》前人亟称之，然其拗峭亦足矣发风动气，学者不可不知。《楞严经》所以贵黠慧也。”这是刘墉论书的重要观点，其中的审美追求完整贯穿于《三传册》的笔墨之中。

书法意境和文本内容的照应关系，是《三传册》另一艺术价值所在。此册抄写《汉书》三传，《西域传》叙大汉经略边疆、通联异域的盛世格局；《货殖传》论古今经济礼制、民风变迁；《游侠传》评述世风伦理、士人风骨，文辞典雅厚重，意蕴深邃悠远。刘墉以沉穆敦厚的书风书写史传雄文，沉静的笔墨恰如其分地匹配庄重之文辞，而其所蕴含的温润笔墨气息则引人探究文章的深邃义理。所谓老泉评班固文章“雄刚之概，排比渐多，体格稍下，要是运会使然”，刘墉于款识中援引此论，以书家之眼光品鉴文史，以文人之胸襟挥毫作书，文史修养与书法造诣相互阐发，由此，书法便成为文人精神的绝佳载体。

清代书法，至乾隆朝初期馆阁体仍旧盛行，至其中后期，碑学渐行。刘墉却能跳出时风束缚，溯源晋唐、内化诸家，以浓墨厚笔、浑穆简静的书风开辟帖学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件《三传册》不仅是刘墉个人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更兼有清代中期帖学由规整走向内敛、由浮华走向质朴的时代图像意义。　　

我们还可从后世鉴藏题跋的角度考察《三传册》传承，以及对刘墉书法的评论。册中有何厚琦、江兆申、潘勖等名家题跋题签。品鉴题跋，既印证了《三传册》的艺术地位，同时赋予作品更为深厚的收藏与研究价值。而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中国图书公司便已珂罗版印行，名为《刘文清公真迹墨宝》，另有宣统时期私印本称之为《刘文清公墨宝》，这都表明了《三传册》一直深受艺林青睐，至今范本流传。

检读珂罗版印刷本中，册首有“四石师斋”一印，为陈衍庶（1851—1913年）所钤。陈衍庶，一作衍鹿，字昔凡，又名陈庶，晚号石门渔隐、石门湖叟，室名四石师斋。安庆人，晚清民国早期富商，颇富收藏。珂罗版出版物封面签条即是陈题。此册后归何厚琦入藏，何氏重新付装成册的时间是民国三年，晚于陈氏珂罗版印制两年，所以何氏加盖的多方鉴藏印在珂罗版印本中尚未得见。再后归江兆申庋藏，如前所述，江为书册首，并题签条。

但在印本首页的“四石师斋”一印，被何厚琦入藏后去掉，改钤“子彰心赏”。而印本后面潘勖一跋的位置也被剪裱于册尾,说明了印本之前和之后存在墨宝易主重新装裱的情况。在早期印本或著录中与传世原作上收藏印鉴及鉴藏题跋的异同，往往由于递藏过程使然，殆非少见。